宋天禧四年（1020年），张载出生于长安（今西安）。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载物”。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十岁时随外傅学习，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宋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张载刺激极大，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张载年近21岁时，写成《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寅（陕西永寿人，精兵述）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兴军、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军府召见了这位志向远大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热情赞扬，但范仲淹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家之书，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攻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庆阳府（今甘肃庆阳）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今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宰相文彦博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期间遇到了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然后感到自己学得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们请教。”二程由此在京中名声大震。
然而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后，他又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求得道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抛弃所有曾经研习过的学说，专心致志学道。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精神，其作《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进士登第，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作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 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和《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展现了军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皆以渐复三代（即夏、商、周）为对”。神宗非常满意，想派他到二府（中书省枢密院）做事。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对朝廷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想得到张载的支持。有一天见到张载，对他说：“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请你帮忙，你愿意吗？”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上奏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案件办毕回朝。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辞官回到横渠。
张载回到横渠后，“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 ”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为了训诫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张载对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写的《井田议》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为公田，私田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认为张载的学术承继古代圣贤的思想，可以用来复兴古礼矫正风化，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错过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机会，便带病入京。宋神宗任用张载担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唯张载认为可行，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辞职西归。同年十二月行至临潼，当晚住在馆舍，沐浴就寝，翌日晨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
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赐谥“明公”。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赐封郿伯，从祀孔庙。
张载祠 张载祠又称张子祠，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城东26公里处的横渠镇，占地南北82米，东西37．5米。南靠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北临佛教圣地法门寺，东与道教圣地楼观台相连，西与西府名胜诸葛亮庙、钓鱼台、周公庙、金台观毗邻。
张载祠为关中十八景之一，前身为崇寿院，张载年少时曾在此读书，晚年隐居后，一直在此兴馆设教。他逝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崇寿院改名为横渠书院。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在原横渠书院旧址上建张载祠。元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在张载祠内恢复横渠书院，形成“后祠前书院”格局。从元、明、清至民国，历史上对张载祠和书院修葺14次。
1985年，陕西省成立张载祠文物管理所，1992年张载祠被列为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陕西省文物局正式批准立项修复张载祠，整体建筑以仿宋为主。
祠内现存清康熙帝御匾一块及横渠书院笔筒、院印、砚台等；另存有北宋以来文人墨客留下的石碑50余幢。同时，已经成立的陕西关学研究中心、西安社科培训学院眉县培训部、横渠书院等机构已开始运行。
张载墓 张载墓位于张载祠南7公里处的大镇谷迷狐岭，占地87.2亩，是张载及其父张迪、弟张戬的安葬之地，属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载墓从宋明道二年（1033年）至1985年，历时九百五十二年，共维修、绿化5次。1998年投资6万元，对墓区进行了整修，包砌了墓冢，增添了香炉、供桌，修建了碑楼、祭祀台等。通往张载墓的二级公路已经完工。依照省文物局的规划，张载墓还将扩展50余亩，同时修建山门、石桥、庙堂、厢房等。
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张载哲学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中国哲学史和关中思想文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11世纪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载的气一元论本体论哲学是君主专制社会后期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成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的王廷相，推崇张载“太虚即气”的学说，认为“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横渠理气辨》）。
张载对传统文化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创立关学，对后世儒家学者影响很大，从北宋时到清代，历代都有学习传承者。其中，宋代的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明末冯从吾，全面继承张载思想的为学传统，并总结了500余年的关学发展历史，先后创建关中书院、首善书院，在他的努力下，关学复呈现繁荣景象。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并将其密切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时代的高峰。王夫之最推崇、称赞的是张载。“杜门著书，神契张载，从《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二篇。”（《国史儒林传》），他自称受张载思想影响最深，平生治学以张载思想为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张载思想，尤其是气本论，气化论，一再宣称自己是张载气一元论的继承者：“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说自己平生的志向是“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著有多部与关学相关的著作，并提出：宋明理学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外，还有以张横渠、王浚川、王船山为代表的气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姜国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葛荣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陈俊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吉惠，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丁为祥等学者，多年来也著书立传，深入推进关学研究。
在国际领域，德国汉学家将张载《正蒙》一书译成德文出版，新加坡出版了《吕大临易学发微》等关学著作。日本、韩国等重点大学，都把张载关学与朱熹、王阳明的学说，作为重点学科专门进行研究。
一、以天下为己任，忧患民命民生
张载少年丧父，生活历尽艰辛，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穷苦百姓在一起，在不长时间的仕途生涯中，担任的也是基层的官员，十分了解民间疾苦和社会矛盾。范仲淹在张载人生中起了指路人的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和人格对张载的影响非常深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和气节，在张载一生中表现十分明显。无论居官从政，还是辞官回乡试验井田，兴修水利，还是著书讲学，无不贯穿这“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这一点，张载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二、笃实尚行、经世致用
张载立像 张载一改儒家学者自汉唐以来专注于典籍章句训释和玄空清谈之风，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从北宋社会现实问题入手，力图探求根本的解决之道。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求贤成圣具备德性，就要通济天下，利济众生。主张“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张载在《横渠易说·系辞上》中说：“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民生为忧患，经世以除患，那么，这种圣人也是没有用的。当代东亚实学学者尊张载为实学之发端代表人物，是十分恰当的。
三、“民胞物与”、“贞生安死”、“存顺殁宁”
张载在《正蒙》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天下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世间万物是我的朋友，它所表达的是“大心”、“博爱”的情怀。在张载看来，圣贤之心如太虚之大而无外，只有大其心，才能体认天下万物，人的心应扩大到与天同大的境界，才能合天道之心。“民胞物与”是对传统文化中“和”的观念的发展和创新。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万物，应该是和谐的关系。这种理念和处世态度，是张载及后世关学学者的鲜明特点，面对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阶级、阶层、族群以至国与国的关系全面紧张的状况，张载的这一重要的思想，无疑是具有警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