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学 如何看待某一文学现象怎么写

自古以来，对究竟什么是文学，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古人说“诗缘情”、“诗言志”；现在有人说文学是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现实，有人说文学是游戏，给人带来娱乐，也有人说文学的意义在审美，倡导为艺术的文学。其实，上述种种说法，涉及的内容都不是文学本质，而是功能。

世上能对其它事物产生影响的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功能是事物的属性，在事物各种属性里，它属于潜在的能力。

说“诗言志”，或者“诗缘情”，其实是说诗能够表达志向，能够抒发情感，但它不一定非得表达志向，非得抒发情感，它只是具备了类似的功能而已。本质则不然了，本质不是事物的属性，而是核心，决定事物的性质，本质和功能不可同日而语。

文学具备某种潜能，就有可能达到某个目的，或者呈现某种形态，而它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什么又不是什么。 功能不能取代本质。

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许多文学本质之争，其中的大部分，其实都是功能之争。文学有许多功能，其中没有主次之分。

文学的诸多功能决定了文学的多元，文学的多元决定了文学的多义，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如此纷繁灿烂的文学现象。如果把其中之一定义为本质，就是在它们中间分主次轻重--文学的根本意义取决于它的某个功能，而其它的功能只能隶属于它。

于是就有了在文学内容上的题材大小和意义大小之分。 许多年前，我在校园书店翻过一本当时的文学理论书籍，我只看了看目录，没有细读。

书的作者列举文学几种常用功能，例如反映社会生活、抒发人的情感、教育作用、审美作用，给它们分别命名为本质、特质和特征。用类似术语命名功能，等于说给它们排座次，老大，老二，老三--认为它们在文学中起的作用各不相同。

至于其它文学功能，就更等而下之，连“特征”都捞不上。这种做法聪明，但不可取，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虚的不说，就说具体运用吧，会影响对作品的评价，那些不能体现那所谓的文学本质的作品，哪怕再优秀，也只能算二流之作了。 举个例子。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记》 诗人写自己站在高台上，望望天地，想想古今，然后感伤地落下眼泪。

它的内容就是如此简单，无论从“言志”或“缘情”上看，都无法表现充分，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更是淡如云烟了--然而，它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诗，即使在唐诗里，也属不可多得。它的意蕴不可能与文学的根本意义无关。

一部公认的传世之作，其内容与公认的文学本质若即若离，另一部作品则直接体现了公认的文学本质，而世人却又公认它不如前一部好，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把文学的某个功能提升到本质的高度，确实会出现类似令人尴尬的情形。白居易最优秀的诗理应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但在从前流行的几种文学史里，评价最高的是新乐府。

编者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反映社会真实，当时属于阶级社会，阶级压迫是普遍现象，白居易的新乐府涉及了这方面内容，因此文学价值最高。 类似的例子还有。

如果认为娱乐性是文学的本质，《红楼梦》自然不如《西游记》。我上小学时读《西游记》，上中学时读《红楼梦》，读《西游记》时津津有味，读《红楼梦》却苦不堪言，虽然已经比读《西游记》时年长许多。

如果改变一下文学的价值观，情况又不同了。无论哪一种功能视为文学的本质，《红楼梦》的价值都高于《西游记》。

（我在写此文时，发现“红楼梦”作为一个词组，已经被收入电脑词库，说明它已经属于常用词组了，而“西游记”在词库中则找不到。） 把文学的功能定义为本质，任何一种可能的价值取向，都必然导致评价的偏颇，不是朝这一方面偏斜，就是朝另一方面。

必须跳出视功能为本质的争论怪圈，对文学有一个新认识。我认为文学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作为形态的文学，另一类是作为生命的文学，前者指文学作品，后者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作为生命的文学，通俗地讲，也就是人的文学情怀。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每个人都有。

你见到美的事物，内心受到感动，那就是你拥有文学情怀的缘故。文学作品来源于你的文学情怀，有了文学情怀，才能创造有血有肉、有生命活力的文学。

文学的生命力来自人的生命力。 大多数文学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作品上，很少有人从人类的本能角度去理解文学，把文学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其中的大多数人又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的种种技巧上，以为那就是文学的意义，很少有人通过文学作品去追溯人类的文学天性，从根本上去寻找人的意义。

他们不知道文学的意义也就是人的意义，技巧不是文学。如果就作品论作品，不从形态的文学中去找寻生命的文学，那么，在思考文学的根本意义时，最多只能做到视功能为本质罢了。

研究文学固然需要面对作品，但要真正读懂文学，却必须在具体的作品中找到人的生命意义，从作为形态的文学回归到作为生命的文学。阅读文学作品也是如此。

阅读作品，其实就是通过作品来激发、唤醒和强化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学情怀。许多读者对此并不了然，它是无意识的阅读目的，但却是最终的阅读目的。

文学情怀人皆有之。我在想，真正的文学阅读，也就是让我。

文学是一种载体。

文学是一种修养，一种品味。

会出现现下的状况，原因很多

包括教育方面对文学素养的培养的缺乏，

文学鉴赏能力低下

娱乐的多方面多角度冲击

太平盛世人们生活安逸缺乏危机感

等有关

要到达前人的境界

这很难说，也许现在也有很不错的作品，

但是否到达前人的水平，得要后人评论

毕竟一部伟大的作品，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说了算的，是历史筛选出来的

与会评论家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网络与文学的关系。大家认为网络文学和网上传播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网络文学虽然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如何评价它，如何面对它，是当前文学批评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面对迅速发展的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传统文学的生存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也不宜把这些新生事物评价过高，要保持对它们的批判性。

网络的本质是娱乐化。网络文学确实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作为整体是巨大的，但是剖析个体，其文学性还有待具体分析。也有评论家认为我们应该以平等的、乐观的心态去看待网络文学。未来的文学格局应该是现代汉语文学与网络文学两峰对峙、相得益彰，应进一步加大和利用网络对传统文学的传播。

有评论家提出，文学的界面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已经形成网络文学、纸媒文学或称传统文学和市场化的青春文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三块不兼容，但又相互影响渗透。

面对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化，文学评论家认为，应迅速探索、建立一套适应新的文学形式的价值评判体系。

灵感：指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活动中，由于艰苦学习、长期实践，不断累积经验和知识而突然出现的富有创造力的思路 灵感，是人们在艺术构思探索过程中由于某种机缘的启发，而突然出现的豁然开朗、精神亢奋，取得突破的一种心理现象.灵感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创造，然而它的产生却是突然而来、倏然而去，并不为人们的理智所控制，具有突然性、短暂性、亢奋性和突破性等特征. 名人灵感是知识、经验、追求、思索与智慧综合实践在一起而升华了的产物.----袁隆平 灵感是什么？神乎其神，众说纷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位科学家，他对“灵感”的定义很实在，不抽象，特具操作性.圣经中灵感是指：神的灵以一种超自然的影响施予圣经的作者，这样保证他们所写的，确是神要他们写的东西，目的是用以传达他的真理.创作思维过程中认识飞跃的心理现象.它是一个人在对某一问题长期孜孜以求、冥思苦想之后，通过某一诱导物的启发，一种新的思路突然接通.正常人都可能出现灵感，只是水平高低不同而已，并无性质的差别. 灵感的产生过程和对灵感的深入认识： 灵感就是解决问题时感性思维过程的结果被理性思维过程捕获得到后而形成的解决问题的思路.灵感的出现之所以神秘源自人们对自己大脑的工作方式的不了解. 灵感是人脑理性思维活动和直觉思维活动共同的结果.存在未经语言中枢符号化解释的过程，也存在理性思维的过程（99%的汗水），那些未经未经语言中枢符号化解释的直觉思维过程通过语言中枢符号化解释最后的结果，并呈现出来（1%的灵感），这样灵感就突然出现了.没有那99%的汗水，也就没有这1%的灵感.之所以有的人灵感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那只是他们各自的思维过程不同，专注程度，思考深度，思考广度，对信息的分支界定方法不一样而已.当然这也跟记忆力，思维敏捷程度等有关.记忆力，思维敏捷程度这些与后天形成的思维模式有关，也跟大脑的先天遗传的组织结构有关. 大脑的思索活动主要分成两类：一种是在语言中枢的参与下的符号化推理方法（理性思维），另一种是联想思维法（直觉思维）.符号化推理方法是通过我们常规学习到的归纳、演绎、三段式逻辑等方法一步步操作，而推进下去的.直觉思维法就是简单的类比联想法（深入了解过神经网络的人就知道，这种方法是比i较容易实现的），然后利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进行修剪，剔出明显的不正确的，然后继续进行类比联想，直到达到直觉思维法的目的地，再提交语言中枢进行判定.符号化推理是需要语言中枢强力发挥作用的，非常消耗脑力，通常只能单线程进行处理（一心二用，双手互搏的人也可以多线程进行处理，那样消耗的脑力会更大），但是成功率高，可靠性也高.直觉思维方法不一样，虽然成功率和可靠性并不高，但因为可以大规模并发式进行，也是可能获得准确结果的.直觉思维过程除了开始和结束，中间过程并不需要语言中枢参与处理，所以其处理过程也就不会反映到意识层面来. 编辑本段灵感具有以下特点 ①它以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为基础，与其他心理活动紧密相联. ②它具有突发性，且消失得很快. ③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是新颖，甚至是独特的. ④具有情绪性，灵感降临时，人的心情是紧张的、高度兴奋，甚至陷入迷狂的境地. 灵感的同义词有闪念或新想法，灵感是一种要保护的资源创新大多起始于人大脑中产生的灵感，创新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或者说灵感是创新的起点和原始，灵感还是创新的核心和灵魂.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当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霍金说：“推动科学前进的是个人的灵感”.美国创意顾问集团主席汤姆森说：“灵感成了最具决定性的创造力量”. 灵感具有一系列特点： 其一 灵感的产生具有随机性、偶然性.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灵感通常是可遇不可求的，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随意控制灵感产生的办法.人不能按主观需要和希望产生灵感，也不能按专业分配划分灵感的产生. 其二 灵感产生是世界上最公平的现象，任何能正常思维的人都可能随时产生各种各样的灵感.无论是贫民还是权贵，不论是知识渊博的科学家还是贫困地区的文盲都会产生灵感. 其三 产生灵感几乎不需要投入经济成本，而灵感本身却是可能有价值的.灵感价值的大小也是随机的，不会因为你高贵就让你产生高贵的灵感，也不会因为你低贱就只让你产生低贱的灵感.灵感一旦实现了其价值，则可能使其主人高贵.鉴于灵感价值的特点，可以将灵感看作有价值的产品，这种产品是只有智慧的动物人才能生产的！ 其四 灵感具有“采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这是灵感最为特殊的特点，越开发灵感产生得越多. 其五 灵感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如果不能及时抓住随机产生的灵感，它可能永不再来. 其六 灵感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是新颖、独特的，人产生灵感时往往具有情绪性，当灵感降临时，人的心情是紧张、兴奋的，甚至可能陷入迷狂的境地.尽管灵感随时可能。

举例：

人文主义 、《西游记》

《西游记》堪称中国的《神曲》，看似写妖怪之类的荒诞情节，但整体是充满象征的，它实际表现了人对自我精神的探索。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环境下，发出了对人性践踏的愤怒，以及对救赎问题的思考。书中，师徒四人历经的种种劫难，象征人类在追求真理道路上的困难险阻。他借妖怪的世界讽刺封建时代的种种愚昧，是一次启蒙般的觉醒。虽然取经的有三个都不是人，但是在佛家奥义面前，无不是求索者，他们反对神的权威，追求平等，轻视等级观念，崇尚道义，反对蒙昧与教条。这些人物的塑造，无不体现这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

是不是这样的？

最近，对于"文学"在中国当下文化中的位置有诸多的议论，在网络中有关于文学是否死了的论战，而德国学者顾彬关于"垃圾"的议论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切。

各种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这其实凸显了大家对于"文学"的巨大的焦虑。

文学究竟怎么了？这个问题突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成了一个具有公共性的议题，值得深入地思考。 从当下的现状来看，文学正在迅速地发生着相当巨大的变化。

文学的形态和文学的发展方向都有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新时期”建构的文学运作的方式，经过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在新世纪已经呈现了新的格局，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中最近在深入讨论的“新世纪文学”的新的分期概念正是对于这些新的发展的回应。

其实这些讨论远比在网络上和一些学者的即兴发言来得深入，但由于局限在文学界之内而没有受到公众的关注。其实文学有新的格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这种新的格局当然让我们熟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运作的方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转变，这些发展和转变其实都显示了中国当下文学的新的面貌。 这里曾经引起争议所谓“文学死了”的表述，当然不可能是文学不存在了的陈述，这样的表述也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提法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认为：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文学的“新时期”以来的形态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延续了。我们习惯的文学形态已经消失。

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当然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必然冲击和改变了文学的面貌。这种改变有两个方向：首先，在二十世纪中，文学所激发的阅读的热情和想象力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它主导了文化的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功能。人们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获得一种对于社会的理解。

但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学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文化中心了。文学所引起的关注和阅读热情已经有了削弱。

当年“新文学”的宏大的叙事一直是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但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进程和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文学已经无法再继续承担过去的角色。

苦难和悲情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文化的重要的基调，文学想象的“个人化”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关注民生和社会仍然是文学的重要的方面，但显然新的趋向已经开始呈现。

这样的情况从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逐渐显露，到了新世纪就已经完成了文学的转型。其次，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各种新的文化类型的冲击也异常剧烈。

视听等多媒体文化的高速发展，对于文学构成的冲击也非常剧烈，阅读作为主要的文化生活的地位有所下降。文学的审美功能也被其他媒介所替代。

写作仍然非常繁荣，但其影响力的下降则是明显的事实。 因此，所谓“文学死了”的争议和有关顾彬的“垃圾”说的并不确切的报道其实正是当下文学状况的一种投射。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文学性质和功能方面呈现的新状态和我们习惯的对于文学的理解之间的深刻的距离感，也反映出公众对于当下文学缺少把握的焦虑感。其实文学不可能消失，而只是在新的环境下进行难以避免的调整。

文学不死，但变了样子，文学绝不都是垃圾，但却和过去大不相同。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需要对于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调整有深入的理解。

这种调整有几个方向值得注意：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出版机制对于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文学期刊的急剧衰落，中短篇小说的影响力已经快速下降。

现在我们讨论文学，实际上是以长篇小说为中心的。这正是与出版机制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无论是“纯文学”还是流行的通俗小说，都是以“书”的方式运作的。它的读者群的大小不同，但都能找到自己相对稳定的阅读空间，形成相对稳定的潮流和影响力。

无论是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还是韩寒、郭敬明，虽然其读者对象大不相同，风格和文化选择也有极大差异，但其通过一种稳定的图书出版的机制运作的结构则并无不同。这里一是依赖一种畅销书运作的方式运作，二是通过一种“小众化”的方式运作，都可以找到自己稳定的读者。

其次，作家的“职业化”进程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这是作家面对市场化的的结果。

现在成熟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虽然仍然在“专业作家”的结构中，但已经显示出职业化的特点。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都是平均一两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其写作基本按照相对“小众”的文学阅读市场的运作安排，也保持自己的风格和一贯特色。

这已经非常接近西方作家的写作方式。而所谓“八〇后”作家的写作更是按照这一市场方式运作的，他们没有进入“专业作家”的行列，其市场导向更加明显。

第三，“八〇后”作家的写作和出版几乎都以自己的同龄人作为读者，表现青春的苦闷和反叛以及玄幻的想象为基本的主题。他们有更加“职业化”的倾向，也更加脱离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重负。

其写作往往也借助网络这样的新媒体加以传播。他们在传统的“文学界”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同，但已经变成文学市场的主力，构成了和“文学界”平行发展和运作的力量。

文学阅读的风气和潮流往往由青少年主导，其走向几乎并不依靠传统的文学运作机制。他们的注重自。

“浅轻失重”的趋向，似乎是儿童文学出版进入商业化时代的必然现象。

如前所述，读者、尤其是儿童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更多的来自自发的兴趣，偏向作品带来的愉悦的游戏性质，更愿意接受此类作品，与之相应，商业化时代的出版，也将尽其可能的催生此类作品。 由此，儿童文学评论界和理论界的集体困惑是，儿童文学的评价标准是否应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市场应不应该成为其中的重要指标？ 至今，无论是成人文学界还是儿童文学界，这个问题仍未有普遍被认同的答案。

有学者认为，衡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发行量无关，只与其文学性的实现程度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任一时代都会孕育代表其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概莫能外，市场接受度也应该成为评价标准之一。 无论如何，市场化时代虽然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开放性的文化空间，但依然无法逾越文本作为意义存在的底线，在对优秀的儿童文学文本的评判上，专家们还是达成了一致。

秦文君认为，儿童文学能多一些爱和童趣当然好，可是那也不是一味走浅，变轻，因为文学还是要富于艺术灵性，有人世间的冷暖，有人类的道义和情感的，它的职能还是用艺术之美感动儿童。秦文君承认，写儿童文学是要比写成人文学要轻灵，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而是需要看透那些厚重的东西，把它羽化为一些很轻灵的东西来描述，是“轻得”又“重得”，是深又是浅。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文学也“不必朝成人文学相同的生活题材与艺术范式靠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应在生活真实的问题上与成人文学拉开距离，远离暴力，远离成人社会的恶俗游戏与刺激。

“前苏联作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高尔基说过一段深刻的至今依然引人深思的话：‘儿童的精神食粮的选择应该极为小心谨慎。真实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儿童来说，不能和盘托出，因为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毁掉儿童。

’”但王泉根同时表示，“远离恶俗游戏与刺激”，并不是说儿童文学可以回避真实的对象世界的现实社会人生，对儿童进行“瞒和骗”，苦难与恶俗、诈作、暴力等虽然都是尘世的真实，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苦难是人生的无奈、不幸，需要同情与拯救，而恶俗、诈作、暴力则是人世的污秽与脓疮，需要彻底抛弃与割除。

至于何为儿童文学的“轻”和“浅”，王泉根提出需要具体分析。比如，“有论者抱怨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典型化不够，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类型化人物，认为这是儿童文学‘浅’‘薄’‘缺乏深度’的重要原因。

也有论者把典型化视为艺术的儿童文学，给类型化贴上通俗儿童文学的标签，我则认为，低龄孩子的文学阅读需要的正是那些个性鲜明、特点突出的类型化形象。”王泉根分析，对于具有“具体运算阶段”思维能力的小学校儿童而言，他们的思维水平也还没有进入足以做出高度抽象的逻辑判断、进行自主反思的层次，对他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成长、快乐、幽默、幻想、探险、寻秘、游戏等是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的，这些孩子需要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正是个性鲜明、特点突出、使人过目不忘的类型化形象。

也有研究者提出，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对立关系，儿童与成人的可贵品质叠合在一起才构成丰富的人性。“一般说来，儿童文学的文本意义不似成人文学那样追求深刻的主题，单纯的主题更适宜于儿童透明的目光，但单纯不是单薄，更不是肤浅。

儿童的阅读期待并不能满足于一次性消费的确定性意义的单面作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妍如是表示。

佐证徐妍观点的是，巴西当代著名作家保罗·科埃略发表于1988年的一部畅销书，至2000年仅在国内就印了158个版次之多的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它的多重意义甚至消解了儿童和成人的边界——少年可以解读为一场奇幻的冒险，青年可以解读为一次朝圣的历程，中年可以解读为一种梦想重新复活于自己平庸的生活，老年则可以解读为如何智慧地应对生命之谜底；安徒生的童话则为低龄儿童确证了经典阅读样式，那些透明的忧伤、绮丽的梦想、人生的磨难、犀利的批判、顽强的追求、真诚的信仰，一经进入童年的世界，便铺垫了一个人一生的精神底蕴。 所以，虽然很难设想米兰·昆德拉式的思辨语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大段的意识流动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因为儿童的天性就是喜欢按照游戏的思维方式与故事中的各种形象打交道，也虽然儿童不具备成人的知识结构所赋予的理性分析力，“但他们与生俱来的简单明了的直觉判断力则可以辨析出作品的魅力值”。

徐妍如是说。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大人和小孩能共读的，小孩读了有小孩的想法，大人读了有大人的感悟。

孩子们对一个作品感兴趣的时候，首先是认为它有趣。但笑声过后，必须留下东西才有意义。”

秦文君说。 同样，作家张之路的感受是，“让孩子哭也好，笑也好，都不是儿童文学的最高境界。

我个人以为，当一个孩子看了你的书，思考了一会儿，体会了一些人生的况味，这才是最理想的”。